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爺爺的手,拿得起糞叉,舞得了筆杆。
  爺爺是一個農人,他常常“晨興理荒穢,帶月荷鋤歸”,卻從沒有過“草盛豆苗稀”。因爲他精通耕種之道,不滑不懶;最重要的是,他施用農家肥。每天晨曦初露,爺爺便背一竹簍,操一糞叉,遊走于村頭巷尾,撿拾牲畜穢物。及至天一放亮,村郊不上不下地被飄來的炊煙裹住,爺爺就回家。奶奶擺好了早飯,小米粥、饅頭、青椒、拍黃瓜!呼噜呼噜喝完湯,順便踢走死纏腳下的巴兒狗……偶爾奶奶也誇一誇爺爺撿來的大糞:“這肥好,臭!”老頭老太太對視一眼,笑了。
  爺爺曾是個大學生,當官的,有過出息。太爺爺共有六子,本來都該安安分分做個小農民,但爺爺不。他天分異常好,私學,中學,及至大學,都是一路直上。後來當了小官,雖不大,但在鎮上也算是有頭有臉了,在村裏更是紅極一時。眼看升官在望,爺爺卻收拾行囊,攜家帶口,回了村裏。村裏人都表示理解:“對喽,農民好嘛,看看莊稼看看草,啥都不愁。”
  村裏人稱贊爺爺的農活,還敬佩爺爺的書法。逢年過節,紅白大事兒,都找爺爺來寫字兒。不必狼毫,不必端硯,更不必宣紙——鄉下人也不懂欣賞這個,但他們都知道爺爺見多識廣,高文憑,有技藝。對于求字之人,爺爺總是來者不拒,放下糞叉,洗手執筆,揮灑而下。當淳樸的鄰人拿到字後,喜悅之情全溢于臉上,總想誇一誇這字兒——就像汪曾祺筆下的鄉親們一樣:“這字兒好,真黑!”g3平台信譽好不好是爺爺的長孫,卻去之遠矣!常問爺爺:“您咋就願意做個農民呢?”他總會拿他喜歡的文人汪曾祺做例子:“你看啊,老汪這人寫文章寫得好。俗而不厭,多而不濫。爲啥?他雖是文人,卻也近于農人。勤懇、淳樸、達觀。”我點頭:“是啦,他也掏過糞,而您是叉糞。又都是執筆之人,又都上過大學。您和汪先生差不多嘛!”爺爺很得意我的說法,卻仍擺手不贊同:“有一點不一樣,他種地不如我。”奶奶看我們爺孫倆笑鬧,總是很無奈,歎道:“這老頭子。”
  我不知道我何時會有這種高度,更不知道爺爺眼裏的世界是怎樣,但我深知,爺爺表現的那些,才是人們應該追求的糞叉和筆杆共存的境界。
  平淡而知足,是爺爺的智慧。
 

一張張火車票被我排成扇形,有的已經很舊了,淡黃的紙訴說著在它身上曆經的歲月,有的還較新,夾在中間頗有此洋洋得意的優越感,它們是有著故事的車票。
爸爸在我出生前六個月就因爲工作變動,從煙台調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廣州,而媽媽爲了照顧我,照顧老人,迫不得已選擇了留在煙台,這句話至今都是媽媽訓導我時的中心句。想想爸爸媽媽也真的是不容易,隔著千山萬水的,因爲條件不寬裕,也不能像現在這樣常煲電話粥,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抑制相思之苦的。
所以,除了過年回奶奶家的必要團聚,媽媽和我便開始了往來奔波廣州的辛苦曆程。大概從我兩歲開始,每年夏天媽媽都帶著我以及一堆山一樣的行李踏上“征程”,有時甚至連幼兒園也不上了。好幾次園長都凶巴巴地放出狠話:“不上學就離開這!”媽媽也只能低眉順眼,不停地說好話,然後繼續我們雷打不動的團聚。廣州夏天的高溫沒有親身經曆的小夥伴是無法體會的,所以每次我都在住了一段時間後,便會忘卻初來時與爸爸的親昵,急著想回到煙台,惹得爸爸很是怅惘。而且每次回煙台,幼兒園老師都要像介紹新生一樣把我拉到講台上介紹一番,但即便這樣我還是在大多數小朋友的記憶中消失,幼兒園的畢業照上也年年少我一個,這種感覺真的是不好。
從煙台到廣州的硬臥火車要36個小時,也就是差不多兩天一夜。這36個小時,哪怕你是像豬一樣吃吃睡睡也填不滿。那麽我是怎麽打發時間的呢?我曾經在火車上做數學題,背單詞,背古文,思考人生,或者陶醉在自己那令人不敢恭維的毛筆字裏。曾經有一位阿姨說我就是那“別人家的孩子”,什麽都會,什麽都好。
至于年年坐火車,是人都會煩。但我們依然不愛坐飛機,依舊傳統的認爲天上飛的不如地上跑的安全。而且由于從小接觸火車上的必備食品——方便面,以至于現在一聞到康師傅紅燒牛肉面的“香氣”,我的胃就會條件反射地一陣翻江倒海。
從兩歲到十三歲,我不知不覺竟已擁有了22張火車票。這22張火車票見證了我的成長與社會的進步,這22張火車票連接著煙台和廣州,也連接著g3平台信譽好不好們和爸爸的心。